2011-04-0610:56:32

    （续上）

    第二，两湖地区的经济状况处于不稳定的恶化状况。

    1909年秋天，洪水和饥荒在两省泛滥，湖北有200万人受到直接影响，大批受灾难民涌向城市，据估计至少有10万人在汉口寻求救济，已经超过了城市的接纳能力。

    城市本身则深陷铜币贬值、粮价上涨、工厂倒闭、钱庄倒闭、失业群体不断增大的窘境之中。

    海关税务司的报告指明，1910年，汉口的地价降低了25％－50％，这表明银行的压力已经十分严重，主要原因是由于在鸦片禁令生效之前，人们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最后一次的鸦片贸易中了【8】。

    日益贫穷的市民、入城打工的农民工、小商店主、最不能忍受社会不公的学生以及抨击时政的报纸等，将城市推向接连不断的罢工、集会、骚乱和抢劫之中。

    而洋人们的趾高气扬，多次将民众的不满引向自己，并进一步地通过洋人和民众之间的冲突，加剧着城市秩序的脆弱趋势。

    【8】周锡瑞著，杨慎之译，改良与革命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07年。

    2011-04-0610:59:45

    （续上）

    第三，推行新政所需要的巨额费用，以及作为赔款担保的厘金和税课，不仅加重了人民的税赋，而且也使省财政入不敷出。

    这不仅使新政得不到人民的支持，连带也将这笔账算到了列强入侵上，最后被逻辑地确定为清政府的无能和对洋人的屈服、对汉人的压逼。

    说实话，这并没有冤枉洋人和清室。

    如湖南，每年要为辛丑赔款税课70万两，湖北则为120万两。

    湖南1911年的新政预算为175万两（全部预算为：海军90万、新军60万，学堂40万、巡警10万、收回铁路50万，立宪准备44万、人口普查16万）；而湖南1911年的岁入约674.5万两，总支出为831.7万两，出超的部分差不多正是新政预算部分。

    而湖北1911年为军事、教育、法律、巡警、行政、自治政府、工业和铁路等新政支出总数达1千万两。

    政府解决赤字的方法，不外是三项：一是增加赋税，但已经到了限度，因赔款是额外增加的部分；二是靠通货膨胀增加政府收入（有点像金融危机后美元的大幅度贬值），三是发行公债或向国外借款，如1908年总督陈夔龙从外商手中借入300万两，1909年湖北省出售240万两公债，1911年总督瑞瀓以7％年息向6家外国银行借债200万两。

    2011-04-0611:04:31

    （续上）

    第四，1910年长沙的抢米风潮给两湖地区造成了巨大社会裂变冲击，而四川的路权运动则预示着民众自发的反满活动开始兴起。

    长沙抢米风潮反映的是两湖地区社会不安定情绪，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，而四川路权运动，则反映的是本土18省中，汉民族权利自决意识的高涨。这个权利意识，因列强扩张在中国的势力而引发，并使本土18省民众，将保护权利的努力，由寄希望于清政府，转而诉诸于自己的直接行动权利。

    这是辛亥起义两个人尽皆知的背景。我们介绍的目的，是为了加深对这一背景的理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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